统计局局长署名文章：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多因素推动消费升级大众新消费时代来临

消费升级加快很大程度上是我国新阶段新常态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居民收入持续提高、城镇化加快推进、互联网日益普及的必然结果，更是党和政府供需结合、因势利导加大惠民政策力度的效果体现。

一是大众新消费时代必然伴随消费升级。经济学家罗斯托在总结发达经济体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指出，经济“起飞”几十年后，产业体系具备了快速吸收和使用现代技术成果的能力，进入“成熟”阶段，多数国家很快开启大众新消费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标志是汽车、私人住宅等耐用消费品和大众化服务进入普通家庭，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由工业成就转换为消费和福利问题，社会资源也更多地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生产和大众服务供给，居民消费成为引导结构变动的主要动力。对照现实，近几年我国汽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已成为大众消费的热点，生活服务消费快速增长，消费升级明显加快。从产业结构看，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趋于“成熟”，工业化进入了中后期阶段，工业占GDP比重由2006年的41.8%逐步下降到2015年的33.8%,第三产业比重由41.9%逐步上升到50.5%。从全球分工格局看，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突出，世界大部分工业行业都离不开“中国制造”的贡献。这些现象充分说明，我国已经进入大众新消费时代，这个时代必然伴随着消费升级加快，这既符合产业成长的一般规律，也与消费升级的国际经验相吻合。

二是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为消费升级提供了支撑。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只有收入不断增长，消费升级才有基础。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类的需求划分为不同层次，只有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才会追求更高层次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多措并举促进居民增收，居民收入增长连续“跑赢”GDP，为消费加快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至201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8%，比GDP年均增速高0.5个百分点。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5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比2012年减少4324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量。基尼系数持续下降，2015年下降为0.462，为近13年来新低。

三是城镇化快速推进为消费升级拓展了空间。人口由乡村向城镇集中，本身就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城镇生活的快节奏，使居民更多地依靠购买而不是自给自足来满足日常所需，由此带动餐饮、家政等生活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人口的集中也使一些规模经济门槛较高的行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特别是为医疗卫生、法律咨询、教育培训等专业技术服务和公共服务创造了巨大需求；人口的集中还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有利于加速新产品、新服务、新消费热点的成长。2013年至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由53.7%上升到56.1%，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据初步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约1.8个百分点。

四是互联网日益普及为消费升级创造了技术条件。互联网的普及使沟通变得空前便捷，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从上百家厂商挑选到心仪的商品和服务，交易成本的下降推动消费频率大幅提高，个性化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信息传播的加快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还加速了各行各业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发挥。正是因为有了互联网技术的推动，才使得通信、零售等消费领域的新业态层出不穷，消费方式日新月异，而人口大国在互联网时代的特殊优势也使我国的消费升级故事比其他国家所讲述的更为精彩纷呈、引人入胜。网络的普及和支付方式的创新撬动了网络消费的大市场，有关部门调查显示，线上销售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实际消费量较传统方式增加约20%。

五是供需结合的宏观政策为消费升级塑造了良好环境。为推进消费升级和增加有效供给，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加强供求管理，既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又积极促进消费升级。面对持续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不搞“大水漫灌”，而是坚持创新宏观调控，注重挖掘消费潜力。以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大大提高了市场效率，使资源向消费升级相关领域集中；扎实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力催生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新经济的蓬勃发展；“营改增”及利率市场化等重大改革，进一步降低了服务业发展成本；推出六大消费工程包，有效引导社会资金向新消费领域聚集，增强了服务业的供给能力，有效促进了消费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