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上海G20会议展望：中国如何主导“新广场协定”？

第五，弱势美元是前期升值过度的回调，一定程度的贬值并非不可接受。在笔者看来，早前美元强势走高，此时一定程度的贬值亦是对前期对一篮子货币升值过多，纠正货币高估的举措。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价购买力指数显示，截止2015年12月，美元对欧元，在德国被高估了10%，在西班牙被高估22%，在希腊被高估33%，对日元高估了8%。

结合当前情势来看，欧洲国家对于“新广场协定”的呼声较高，根据欧盟草案，欧盟呼吁在2月26-27日将于上海举行的G20会议上，全球各大国财长和央行行长都应承诺加紧努力，以提振全球经济增长。

而从日本情况来看，美联储加息后，日本还实行了负利率，但日本股市随后遭遇重创，日元强势升值，承担了一定程度的避险货币功能，说明全球金融风险已然加大。一个稳定的全球金融市场也符合日本的利益。而动荡之下，风险偏好必然上升，日元反而会更加坚挺。

总之，虽然相比于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时，日本、德国有货币升值的需求，而此时欧日央行普遍采取宽松政策，很难找到强势货币。但考虑到前期美元升值过多，年内日元兑美元100-110左右，欧元兑美元‎1.2-1。3，也是可以预期的。

第六，弱势美元利于人民币汇率政策走出困境。岁末年初，人民币出现的汹涌澎湃的看空潮，已使得人民币汇率政策成为当前中国决策层面临的最重要最紧急的抉择。春节期间，周小川行长通过媒体专访形式传达了央行稳定汇率的意图，明确的表态之后，春节后交易日做空人民币力量有所减弱。

周行长表态能否达到2012年欧债危机形势严峻之时欧央行行长德拉吉力挽狂澜，不战而屈人之兵，稳定欧元的类似效果?值得期待。可以想象，如果美元走弱情况能够出现，无疑有助于降低人民币贬值压力，人民币跟随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贬值，外部环境会轻松很多。

第七，为国内改革争取时间。毫无疑问，金融风险不确定性降低，恰恰是支持中国经济企稳与落实新供给改革所必要的条件，并能保持人民币加入SDR以来难得的国际地位提升成果。

更进一步，如当前中国不少高端消费品价格明显高于国外，而低端消费与服务价格仍然便宜，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并非人民币汇率高估较多，让汇率更加接近均衡汇率，可以通过改革缓解结构性扭曲，而未必通过名义贬值达到目的。

例如，通过反腐的推动，有助于释放高端商品与服务价格过高的泡沫;通过关税、消费税调整，加强国内商品质量监管等有助于扭转高端消费大部分流向海外的局面;另外，低端劳动力工资虽然上涨，但仍显著低于美国，仍有提升空间，可以配合收入分配改革改善低端劳动力福利等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此时提及弱势美元符合全球利益，不仅是美国自身所需，更对反击做空人民币有利。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有必要在引导美元走弱方面，发挥更多主动性。在笔者看来，如下策略值得考虑：

一方面，借G20东道主良机，积极引导国际舆论，促使美元走弱。今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显示全球央行增加交流，协调出击确有必要。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弱势美元符合各方利益，中国如能借助顺势而为，借助接下来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挥东道主优势，凝聚多方共识，引导美元贬值预期，不仅对于防范全球金融风险大有裨益，也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全球的金融事物中的话语权，一举两得。

另一方面，合理进行外汇资产配置，降低美元在储备中的比重。中国作为经济总量第二的经济体，享有世界上最高的外汇储备3.33万亿美元，且是持有美国国债1.25万亿美元，是最大外部持有人。考虑到前期美元大幅升值，人民币汇率陷入困境，在中美大国博弈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中国如能通过适度调整外汇储备资产配置，减持部分美元资产，同时增持一些非美元资产，这样一来能锁定前期美元升值的盈利，二来能影响相对货币价格，作为强有力信号，影响市场行为，从而达到引导美元走弱，人民币贬值压力减轻的目的，三来也有助于减轻因人民币贬值压力过大抑或是干预对美元稳定，造成的外汇储备被动减少，成本过高的风险。

近日媒体报道，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警告了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持平可能反映了美国经济接近衰退或者面临金融危机爆发的边缘。笔者猜测，这是否代表了中国主导的弱势美元的“新广场协定”的努力已经开始?(来源：瑞穗证券沈建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