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上海G20会议展望：中国如何主导“新广场协定”？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在本月26-27号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作为东道主第一次主导最重要的国际财经会议，特别是在全球经济面临通缩，金融市场开年便遭遇汇率与商品市场大幅动荡的背景下，会议成果倍受外界期待。

笔者建议，借此良机，中国发挥东道主优势，推动全球宏观金融治理协调，特别是在促成弱势美元的“新广场协议”策略中更加主动。毕竟这不仅有助于降低做空人民币的压力，防范金融风险，也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提升中国在全球的金融话语权，一举三得。

可以看到，2016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不仅前期人民币与香港遭遇大举做空，且在中国农历新年假期期间，海外市场更是经历了一轮大规模的动荡。全球股票、商品等风险资产纷纷遭到抛售，日本股市、欧洲股市跌幅最大，投资者避险情绪大幅提升之下，同期美日国债收益率持续走低，美元指数从年初100‎一度跌至95.2，而‎黄金白银暴涨‎，日元作为避险货币两周涨幅高达7%。

面对全球金融市场恐慌情绪增加，有观点建议，此时应加强全球决策者的合作，开展类似1985年广场协议式的多国协同干预汇市，以促进美元贬值，稳定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

在笔者看来，面临人民币还是和美元挂钩的现实中，引导弱势美元符合各方利益，不仅有助于减轻新兴市场国家动荡，缓解人民币大幅贬值压力，支撑大宗商品价格，甚至对防止美国衰退也有益处。

为何笔者支持中国应该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积极主动的推动“新广场协议”?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美元已是强弩之末，引导弱势美元顺应趋势。笔者曾准确预判了美联储加息之后，美元有走弱的态势。早前的主流观点一致认为，根据利率平价理论，美联储加息将从息差变化的角度影响资金流入，推高美元指数走势。

然而，笔者通过梳理美联储历年来加息后的历史数据发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7次加息周期开启后，美元呈现出的是四次走弱、一次区间震荡，虽也有两次走强，但都属于错误的紧缩政策，一年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元随后崩盘。考虑到历史性加息并不必然导致美元走强，相反，考虑到美联储抗通缩压力仍然较大，且前期美元走强透支了加息的预期，历史性加息后，美元走弱是大概率事件。而如今美元比加息前接近100左右有所回落至如今的96.6，便已是证明。

第二，美元走弱对美国自身而言也非坏事，推动阻力较小。笔者发现，尽管前期美国经济指标有所恢复，就业数据美观，但众所周知，就业指标颇有滞后性。而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以来，经济数据并不乐观。四季度GDP仅为0.7%，。企业利润出现了逐步下降趋势,特别是能源板块大幅下挫，航空和汽车领域出现衰退，企业利润已是金融危机以来最糟糕的一年。

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与出口看似也难以承受强势美元的冲击。例如，出口方面，虽然相比于金融危机之前2007年时，美国贸易赤字有所下降，但主要是由于页岩气革命带动能源贸易逆差大幅缩减，非能源贸易逆差达到三个月来最高，甚至高于危机之前。而制造业方面,美国1月ISM制造业指数48.2，不及预期，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于金融危机之时，显示美国再工业过程缓慢。

此外，今年以来，美联储表态已经偏向鸽派，也显露出对经济数据与全球金融风险的担忧，这也将导致加息步伐放缓。

第三，引导美元走弱有助于平稳新兴市场金融动荡。正如笔者在年初专栏文章中所提，自上个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元大起大落通常引发同期全球经济金融动荡。特别是美元强升值周期的到来，往往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相当严重的金融危机，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危机以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危机国家的经济打击长达十年或更久。

可以看到，自去年美联储加息预期逐步增强以来，美元已然开启了新一轮强势上涨态势，美元指数从不足80上涨到前期的100左右，涨幅超过25%，而同期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人民币与港币亦遭受大规模做空，全球金融动荡风险加大。强势美元必将对新兴市场国家造成冲击，如果此时，美元走弱，无疑有利于降低上述国家资本外流的压力，对于稳定全球金融市场是个利好。

第四，弱势美元对疲软的大宗商品市场形成支撑，有利于欧洲与日本抗通缩。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发达国家当中，货币政策出现分化局面，美联储加息货币政策转为收紧，而欧洲、日本相继开启负利率时代，也意味着欧日抗通缩任务依然严峻，货币政策空前宽松。

可以看到，美元与大宗商品走势此消彼长的趋势已经被实践数据广泛证实。前期美联储量化放松美元长期弱势之时，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便持续上涨。而本轮美元走强与大宗商品走弱也高度相关。如今一直被视为全球贸易晴雨表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跌落300点以下，创1985年1月该指数创建以来的最低水平，且明显低于次贷危机之时509的最低点，预示着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通缩困境。如果美元走弱可以实现，也有一定程度上促进大宗商品价格反弹，利好全球抵抗通缩。